天下之西樵　佛山的名片

       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看似无甚意义的一件事，千百年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重大影响。优秀传统文化要转化为当代的软实力并助推社会经济转型，一定不是简单的传承所能解决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某种诠释与革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佛山人应该记住一位长期被遗忘甚至可能从未被我们注意　的　历　史　人　物——方　豪。方　豪（1482-1530）是明代著名学者，生于浙江开化县金村乡，四岁即能联句，有神童之誉，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担任过正四品的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书10余种。《明史》不但为其立传，且在《艺文志》中列其《韵补》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更著录其《棠陵集》与《断碑集》。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学者王阳明，对方豪也比较欣赏，曾赠诗云：“方子岩廊器，兼负云霞姿。”
　　与方豪同一时期，南海出了一位方献夫，为大明王朝一代名臣，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辅政内阁，位高权重。方献夫一生钟情于家乡的西樵山，先后在此读书十余年，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前后，在山中修建了石泉书院。出于对方献夫的尊重与钦佩，方豪在大约嘉靖七年（1528）撰写了一篇《西樵书院记》。在文中，他坦率地说，西樵山本来没什么名气，天下人提到岭南山水都只称道罗浮山。
　　自方献夫在西樵山修建石泉书院之后，世人都称方献夫为“西樵先生”，天下之人自此知道了西樵山，并且认为西樵山不逊于罗浮山。所以，西樵已经不是“岭南之西樵”，而是“天下之西樵”。他接着又讲，方献夫辅佐新继位的嘉靖皇帝，建立了不朽功勋，必将名垂千古，百世而后，天下之人都将知道西樵山，所以西樵已经不只是“天下之西樵”，而是“天下后世之西樵”。
　　《西樵书院记》虽为方献夫而作，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一篇阿谀奉承之作。因为西樵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她所产生的文化财富影响天下，涵盖千古，因此今人审视方豪所言“天下之西樵”的意义时，必须具备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大胸襟。
　　方豪写作《书院记》时，西樵山上除方献夫所建石泉书院外，尚有一代大儒湛若水修建之大科书院以及被公认为“学博才高”的佛山人霍韬所建之四峰书院。三大思想界与学术界顶尖高手论道西樵山，吸引着来自岭南乃至全国各地的士人、显宦与名儒，并引起了思想巨擘王明阳的关注。同作为明代思想与学术主流的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西樵已成为了一座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人文名山，我们将方豪“天下之西樵”的内涵扩展至此，征诸史实，自不为过。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明代的思想与学术，而是在更宏观的视野中来审视西樵，“天下之西樵”的名与实当更加贴切。因为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西樵山及其周边地区，不断产生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财富以及能够成为某个时代标签的历史人物，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进程。
　　具体言之，可分为四个阶段。大约6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西樵山已经成为与山西鹅毛口并列的全国最大的两大石器制造场之一。西樵山出土的石器清晰地反映了远古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细石器向双肩石器的转化过程，使西樵石器制造保持了长达3000年的竞争力，西樵山文化因此也被称作是珠江流域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灯塔。第二个阶段即方献夫、霍韬、湛若水等人的兴修书院与讲学，使西樵山蔚为“理学名山”。第三个阶段是晚清民国时期，这一地域涌现出了以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政治、思想、学术、实业等方面引领中国变革方向的标志性人物，堪称传统中国走向近现代的一个缩影。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这里走出了一些大胆地进行改革的官员，他们在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积极探索，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历史天然具有一种深度与厚度，因之而充满一种带有神秘感的巨大魅力。正如平常菜肴加上“古法秘制”的标签就能让食客悠然神往一样，目前许多地方都在竭尽所能，通过种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甚至完全虚构的方式，与历史名人、文化遗产扯上关系，创造各种口号，以提升知名度，推进旅游、文创等产业，即便为此贻笑大方也在所不惜。
　　与此相反，“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由数百年前的一位外省著名学者提出，这对佛山而言堪称一张价值连城的文化名片。更为重要的是，这张名片有深厚璀璨、货真价实的历史文化财富作为支撑。数年来，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一直在编修并不断推出“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这套资料性、学术性的丛书，出齐之后，规模将达到300余种书籍，在系统、完整地发掘、保存、呈现西樵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无疑也为“天下之西樵”进行了最为坚实的学术论证。
　　佛山政府、社会各界乃至广大市民应高度重视“天下之西樵”这张文化名片，将其用活用好，以提升佛山的区域形象与文化品味，助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温春来，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