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燕仪《评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1000-1500》

在中外学界，关于传统中国经济体系的性质一直是持久不断的话题，各派观点不一。学界或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并以租佃方式利用土地，这是地主制经济；或认为传统中国经济以皇权为核心，是围绕皇帝及其派生的各种官僚机构而运行的体系，这是家长制经济；亦有学者从产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的交换就是产权的交换，中国经济体系自古以来产权交易频繁，也就是存在繁荣的市场，这是市场经济。以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2015年，刘光临教授（William Guanglin Liu）新著《1000-150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对这一话题又有新的回应。他将传统中国的经济体系划分时段而论之，并提出一个具有冲击力的解释框架,认为宋代的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从宋至明初，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市场经济体系（A market-based economic system）向统制经济体系（A command economic system ）的转变。

全书即是围绕这一见解而展开。在前言中，作者巧妙地利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两幅图画，亮出其核心观点。第一幅是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该图往往被历史教科书作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到顶峰的例证。画中展现的是各色人等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在市场上进行各种交易活动的景象。而另一幅则是明初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往往被视作大明向外邦宣示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体现，然而，郑和出洋所携带的大量精美物资，不是通过市场交换而来，而是朝廷利用行政命令从各种官方手工业机构或者老百姓手中征收而来。刘光临教授认为，这两幅图画显示出宋代和明初市场角色的不同，从宋到明，经济模式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的倒退。

全书分为四部分，共有八章。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第一、二两章。第一章作者阐明自己的问题与方法，他追溯了学术界关于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包括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或“明清变革”、加州学派的“江南工业化”、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等等。而以往学界对宋明经济发展的讨论，往往都根源于两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中学教科书中叙述得最多的模式，该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强调劳动价值和生产的决定作用，认为宋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顶峰，而明代初年，由于朱元璋实行招抚流民、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种解释模式则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指导，认为过度的人口增长将导致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苦，而历经元末战乱之后，明初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得以提高，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刘光临教授认为，以上两种解释模式实际都属于供给决定论，而他把需求纳入考虑视角，利用宏观经济分析、运用计量方法对宋至明初经济的变化进行论证。不过，计量方法的使用需以数据史料的可靠性为前提，因此，作者在第二章详细考察了传统中国历代的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认为宋代和明初的经济数据都具有可信度，宋代数据可靠的原因是国家财政主要依靠间接税，经济数据不为税收服务，因此官员没有谎报数据的动机，而明初数据具有可靠性则是由于朱元璋时代强大的政治动员力而造就的统计能力。

在确保宋至明初的经济数据可以利用之后，作者从人口增长、城市化、土地面积、贸易、水道运输、货币供应、税收、物价、实际工资等等这些评判市场发展的要素入手，分别考察了宋代至明初的市场。

第二部分主要立足于宋代展开讨论，由三、四两章组成。第三章讨论宋代的货币经济，作者借助商业税收数据重建宋代的市场规模，指出1077年国内长距离贸易和城市市场规模达到1亿两，1381年国内贸易总额为530-858万两，而蒙古入侵之后，国内经济规模由盛而衰，明初的统制经济体制更使得市场规模大为萎缩。第四章讨论宋代的贸易和水道交通，作者指出，宋代从南至北有七条主要水道，内河水运系统发达，运输成本得以降低，加之中央的商业政策鼓励，促使贸易发展迅速。

第三部分侧重于明代，包括第五、六两章。第五章讨论明初的人口、城市消费、货币供应、水道交通和贸易。作者指出，13世纪的蒙古入侵给原有的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历经战乱之后，明初人口大量减少、城市消费下降，而非货币财政系统的建立，使得货币供应减少，与此同时，水道交通萎缩，国内贸易也受到限制。第六章讨论物价、实际工资和国家收入，作者对比数据史料指出，明初的物价低于宋代，财政收入低于宋代，并以士兵收入为例，说明明初的实际工资水平也低于宋代。

第四部分包含第七、八章，作者将视角转入学界讨论最多的江南地区，聚焦于民众的生活水平。作者以该地区作为例证，分析各种人口、土地、产量数据后，指明从宋代到明初，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

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其核心理论，认为宋代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蒙古入侵使得经济由盛转衰，而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建立了统制经济体制，使得宋代的市场经济体系倒退到统制经济体系。直到16世纪之后，伴随着物价的复苏，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才重现苗头。与许多传统研究者认为16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无前例不同，作者强调16世纪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明初统制经济崩溃之后市场在宋代基础上的复苏，由此凸显了11世纪宋代经济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刘光临教授在证明数据可靠的前提下，利用庞杂的经济史料，并把它们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下，由此提出宋明经济转向的解释框架，充分体现其史料运用功夫和理论建构功力。而这种功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所受的学术训练。他早年受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跟随经济史学家珀金斯攻读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经历使得作者不仅熟悉国内传统史学方法，对国外经济理论也有深厚的了解，因之他往往可以透过传统经济史料架构出解释框架。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体现于本书中，还体现在他的其他论文中，例如在《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中，他将南宋定义为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而明朝则是对宋代模式的反动。

然而，我们在肯定其深厚的社会科学思维、沉浸于其所建构的体系之同时，也应该抱有相应的审慎与进取态度。显然，与不少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不同，刘光临教授的研究相当重视历史资料的语境和内涵，不是一味以数据去建构模型与结论。不过，如一些学者所言，我们不应该被过于强化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所误导，不自觉地剪裁历史以适应理论，某些历史现象，表面可能像某些理论所归纳的情形，但是真正归之于某个理论，则还需更多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内在关联与逻辑。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对包括经济史在内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其分析方法和分析性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作者对于宋代市场经济、财政资本主义的论断，似乎可以做得更加稳健。另一方面，不管是国家财政性质之转向，还是经济性质之转向，都必然伴随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不能为经济数据所完全体现。如果能够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经济和财政体制之下，宋明社会各个层面的真正差异，所谓的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之转向、财政资本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向才更加具有实质的分析性意义。除此之外，值得深入的问题是，作者将宋代定义为市场经济，那么宋代是怎样的“市场经济”，其市场如何运行、如何配置资源？其市场竞争模式或者垄断模式如何？权力在市场运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言的宋代“市场经济”，并在理论层面走得更前沿更具解释力。

本文出自《区域史研究》创刊号（总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