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国中的“异乡”：“四川人”如何成为可能》

摘  要：近些年以来，关于社会整合与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的研究之中，地方的多样性已经成为诸多学者讨论的起点。也因此使得历史研究者将目光投入到“地方史”的研究之中，并将之与社会之变迁、国家之变革联系起来。王东杰在《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一书之中，试图从四川“移民社会”出发，揭示晚清民国时期，作为“五方杂处”之地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为我们展现出这一时期四川多元的、复杂的地方社会，以及“四川人”如何成为可能的过程。

关键词：四川；移民；认同

    陈世松描述“湖广填四川”时曾如是说道：“湖广填四川”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消融，但在四川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四川这个“移民社会”，在清代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社会又是如何消融的呢？历史上的人们又如何感知它的存在？“四川人”如何成为可能？带着种种疑问，王东杰在他的著作《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以下简称《国中的“异乡”》）一书之中，收录了五篇长文，分别从地方社会信仰以及知识分子等角度，阐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地方社会的整合过程，描述了各群体为促使四川不再成为“异乡”的努力。

    本书导言部分中强调：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是在一个传统国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统一传统的国家。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追问：在近代中国，地方认同与国家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作者指出了裴士锋对“湖南人的民族主义”论述给予的启发及其不足，切入到作者所讨论的地方、国家“认同”问题，并分别从“乡神”、“蜀学”、“异乡”、“国立大学”等“表象”切入，将“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的视角引入社会心态分析，阐释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民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心态，阐释四川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

一、“乡神”社会的认同问题

    在地方社会信仰的研究中，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游神”活动，大都认为，神祗的巡游范围，确定着一个“社区”的边界。但是，对于四川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乡神”众多的地方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一章的《“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之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清初移民后，客民社会各式各样的“庙、宫、祠”。实际上，这些宫、庙、祠等通常被称为会馆。与以往集中在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研究不同，作者认为：会馆既维系了移民的原乡情感，又参与移居地新社会的构建。并从会馆崇祀的乡神出发，发问：既然人们把乡神视为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那么人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地域身份的？

    作者先从移民社会形成谈起，将四川定位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而且作者强调，移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是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在移民和土著共同努力之下得以发展得过程。从地方志的记载之中，把会馆祀神看做移民畛域象征。如福建会馆的天后宫，江西会馆的许真君庙等。实际上，这种移民畛域的象征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其主要是移民在“新定居地”，“新家乡”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身份意识。然而，何为家乡？“移民”的表象告诉我们，实际上，家乡也是变动中的概念。通过地方志记载，作者发现，如山陕共同建一个会馆，云贵川祀李冰，还有如达县的申滩场五圣宫等。但同时，跨省会馆也会析分，如湖广人等。另外，内部也在析分，如江西的文昌会，在同治年间就析分为仁、义两号（各经各界）。

    所谓的原乡认同，实际上只是在活动时得到体现，各会馆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祭祀活动，同时也有共同的宗教仪式活动。所以，乡神并不“排他”，移民群体对原籍文化的特色保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地方认同。

    实际上，这种现象也告诉我们，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之中，各种群体之间的不同的祭祀与崇拜，一方面是自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新家乡”的重塑。作者直言，大体说来，学界对于中国社会中地域建构问题的认识，存在三种研究方案：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理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市场模式、强调政治主导力量的行政空间理论与“地域崇拜”研究。而作者本身的研究取向主要类似于第三类。对于四川社会之整合，各方力量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最终“妥协”并将所有人都称之为“移民后裔”等一系列现象，对后来学人关于“移民”的研究很具启发性。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这种整合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多元性实际上并不影响大家都成为“四川人”和“移民后裔”。

    作者从思想史和心态史的关系表述层次，将之上升为“超越国家的天下”观念。不可否认，地域社会的认同是一个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且，地域认同“充满了内心的徘徊与难明的纠葛的过程”，到二十世纪，这种“回忆形象”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认同再次“更新”。当然，这或许可以成为新的研究起点。

二、摆脱“异乡”：“蜀学”与旅外川人

    在第二篇和第三篇长文中，无论“蜀学”还是旅外川人眼中的四川，都在讨论四川如何摆脱“异乡”。《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清末民国的“蜀学”论》开篇就指明为何要讲“某地之学”？作者认为，所谓某地之学，一方面为文化学术“实体”，一方面为被表述出来的对象。这也就意味着，对内而言，是一种学术认知，对外而言，同时也是自觉。在咸同时期，中国学术的转向，也影响着四川的学术走向。这一章开始，作者开始强调地理位置的作用，结合近代四川和全国学术转向的背景，讨论川内外知识分子对“蜀学”的认知。

    在对廖平的“追认”，对尊敬书院的追颂及肯定等的论述之中，透露出时四川学人对于“蜀学”的反思和认知。并将其置于全国的“声望”之中考察和思考，对乡邦文献的整理等实践，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四川因为地理环境的作用，使得这个“异乡”有着独立的治学态度，地域认同，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在对二十世纪四川学人的分析之中，根据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的三篇文章进行讨论，阐述了“地域性学术谱系”构建的过程，地理环境因素和文化构建成为晚清民初四川学问较具独特性的原因。

    经过晚清民初时期四川学人的努力，四川还是“异乡”吗？实际上，四川是为边隅“异乡”的观念，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存在。所以，在第三篇长文《“不异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之中，作者集中考察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旅居外省四川人对全国与四川关系的认知。此篇开篇探讨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的形象，其次讨论旅外川人对四川局势的评论与提出的对策，第三讨论他们为消除负面影响而做出的努力。

    对于旅外川人，主要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国名党元老、商人等群体。延续上文之中对地理位置的强调，在民国时期史料呈现出来的四川地理、交通、政治等方面种种问题，作者力图描绘出此时期旅外川人对于四川和全国关系的不同思考与看法。无论是基于“独立之四川”的思考，还是消除外界对于四川“异乡”的认知，实际上都是出于“中国”之进步，四川之发展而出发，并非真要独立，同时也是时人认为四川是为“异乡”的客观原因分析。基于政治上的四川军人与四川民众，四川人的刻板印象，旅外川人不断地努力和消除各界对于四川是为“异乡”的看法。但是反过来看，四川确实成为了“异乡”。

    在现实的表象层面上，四川因为地理位置缘故，报刊新闻不新已经成为共识，四川人又不爱管闲事等等。为了四川之发展，改变“异乡”局面，各界不断做出努力，如吴虞1922年组建“川政改进协会”，《新四川》的创刊等。时人对于四川“异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如川军的混战，导致川中动荡，川人力求改变这种状态，提出或保境自安，或寄托于其中几个军人，或分主川政等思想。川人自治的思想，便来源于此，直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才成为“国家复兴策源地”。“川耗子、窝里斗”等异乡的形象，才逐步退出，四川人的自信心由此不断高涨。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府之国”，四川在晚清民国上“边隅”的尴尬局面，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可能也是因为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战略意义等因素，才使得其倍受关注。基于当时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而言，却略显不足。

三、学术-政治：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延续前文时间脉络，第四篇长文《高等教育中的国家与地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国家”观念及其具体落实情形进行分析。作者强调主要启发来源于任以都教授的描述：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得以进步的双向过程，并回溯1922年“成都高师”到1931年“三大合并”，再到1935年之后四川大学国家化，再到党化过程，阐释其体现的是“国家化”与“中央化”之纠葛。文章试图通过“学术-政治”视角，从“落后的四川”的认识出发，谈论四川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在2005年的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一书之中，论述更为详尽和精彩，史料运用也更为丰富，作为此书的“姊妹”篇，主要是强调“国家建设”问题。在该书的几个章节之中，与第五章《机构与学风：民国时期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形成呼应。第四章强调对“国家建设”的反思，第五章则强调“国立化”与“现代化”两大政策背景下，川大的地方特色及其融合主流的过程。

    在对“国家建设”的反省方面，作者指出其一是“官”、“民”之分似比“中央”与“地方”的区别更加重要；其二是中国“道高于势”的传统并没随着“道统”的破裂而彻底消失，而是随着“学术自由”等西方观念之渗透，继续发挥力量。所以，国家实际上“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基于此，我们也看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国家内涵实则不同。四川大学在此时期的发展过程，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积极融入到了主流，多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第五章出发，将整个目光投入到“新史学”、“新史家”，全国之思想界如何？近代中国文化又如何？等问题，作者在近期出版的《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一书之中也做了更为详尽的思考和解答。

结  语

    该书五篇长文史料运用丰富，分析视角独特，且按时间序列展开讨论。在认同问题上，在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讨论方面，在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动态的社会历史进程。对于后来学人研究而言，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另外一个方面，五篇长文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移民社会”，实际上移民社会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将四川定义为移民社会，我们就要区分标签与实际群体。同时，基于移民角度来思考，四川自然是一个移民社会，反过来观之，土著如何认知，却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国家“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的同时，反过来，我们将“国家”的语境置于地方社会之中时也会发现，四川与国家相较之下的“多元”，其内部本身也更具复杂性。不过，本书讨论的旨趣与方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作者自成脉络之学术著作，皆承前启后，同时也将成为研究的新起点。